当“智能时代,教育何为”走进一间教室——一位教师对怀进鹏部长主旨演讲的教学回应
发表时间:2026-07-16 02:27:15
导语
2026年5月11日,杭州,世界数字教育大会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题为《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》的主旨演讲中,向全球教育界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:“面对这一历史性阶段,我们或许更应该思考:教育是否已经做好准备?”
就在同一天,两千多公里外的一所县城小学里,一位语文教师正坐在办公桌前,对着一份刚刚生成的课堂数智画像出神。她不知道怀进鹏部长在大会上的发言内容,但她正在做的事情,恰恰回应了部长提出的那个问题——她正在用一间小学教室的日常,试着回答“智能时代的教育,应该长成什么样子”。
一、一位小学教师的“准备”
林老师,从教八年,一直带中高年级语文,兼着班主任。她自认不是那种“排斥新技术”的教师——会用希沃白板,会给孩子们做电子相册,也试过用小程序布置朗读打卡。但最近一年,一些细微的变化让她隐隐不安:有学生开始用AI生成作文草稿,交上来的“我的暑假生活”写得像范文选,工整、漂亮,却没有一个词像是那个孩子自己会说的;有家长在家长会后悄悄问她:“林老师,孩子现在遇到不会的题就去问AI,这样好不好?我该怎么管?”
“以前是家长担心孩子不会写,现在担心孩子‘太会写’了——但那不是他自己。”林老师在年级组会上说起这件事,语气里带着一点无奈,“我还没完全想明白怎么跟AI‘相处’,孩子们已经跟AI‘混熟了’。”
组里的几位同事也有同感。一位数学老师说,学生用搜题软件“秒杀”应用题,步骤全对,但问一句“为什么这样列式”就答不上来。一位英语老师说,AI配音软件读课文比谁都标准,可一到课堂上开口说英语,孩子们反而更不敢了。
技术来得太快,大家还没来得及想清楚“教师的位置在哪里”,学生已经用行动给出了一个答案:AI能提供答案,而教师能提供的、AI不能给的,到底是什么?
关键词:教师发展、核心素养、青年教师能力培养
二、在诊断中看见“准备好了”的起点
林老师的学校是当地最早一批接入泛东AI数智教研员系统的试点校。刚开始,很多老师对这面“技术镜子”有点抗拒——有人怕被数据“打分”,有人觉得“我教了这么多年书,难道还不如一个系统了解我的课堂?”
林老师倒是想试试。她挑了一节“感觉还不错”的《荷花》阅读课,把课堂实录传了上去。那是一节她自认为“上得挺顺”的课——孩子们举手挺积极,教学设计该走完的环节也都走完了,听课的同事评价也还行。
数智画像出来的那天,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
数据呈现:这节课上,教师发言时长占总时间的61%,学生发言时长占27%。提问共计31次,其中“对不对”“是不是”“好不好”这类封闭式提问占22次,真正能引发孩子思考的开放式追问只有3次。理答行为诊断报告里还标注了一个让她特别在意的细节——一个男孩站起来说:“我觉得荷花是‘活’的,因为作者一直站在那儿看,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也变成荷花了。”这是多么珍贵的直觉!林老师当时的回应是:“嗯,说得很好,请坐。”然后继续翻下一页PPT,进入了“写作手法分析”环节。
报告旁注写道:“教师对学生回答中的感受性表述未进行追问与展开,错过了将感性体验引向深度观察的时机。”
“我当时不是不想接,是我不知道怎么接。我怕一追问,课堂就‘跑偏’了,后面的环节来不及。”林老师在反思笔记里写道,“我就用‘很好’把他打发掉了——也把课堂上可能生长出来的那个最宝贵的‘活’给打发了。”
那份报告像一道光,照进了她习以为常的教学流水线。她突然意识到,自己一直在“走教案”——赶着把设计好的步骤走完,赶着把PPT翻完。而那些“赶路”时被轻轻放下的追问时刻,恰恰是AI永远无法复制的教育瞬间。因为AI可以回答“荷花用了什么修辞手法”,却永远无法追问那个孩子“你为什么觉得它是‘活’的”。
关键词:AI赋能诊课、AI赋能评课、智能教研平台
三、从“走教案”到“陪发现”
林老师决定做一次调整。她没有把AI关在课堂之外,而是尝试一种新的相处方式——让AI做AI擅长的事,让教师做教师该做的事。
她打开泛东AI数智教研员的“常态集备”模块,在启发式引导模式下,围绕“小学语文阅读课堂如何让真实的思考发生”进行自我研修。
系统没有直接给她“追问技巧清单”,而是用一连串追问帮她厘清自己的想法:
——“当那个男孩说‘觉得自己也变成荷花’的时候,如果你没有急着翻下一页PPT,而是问他‘你是从哪些句子读出这种感觉的’,课堂会发生什么变化?”
——“如果AI能在一分钟内生成一篇完美的《荷花》课文分析,那你在课堂上还需要带着孩子做什么?”
——“如果AI已经能完成‘知识讲解’这件事,那你在课堂上的价值,会不会从‘教课文’变成‘陪孩子一起读课文’?”
最后一个问题让她沉默了很久。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语文,印象最深的不是老师讲了什么,而是老师读课文时的声音、停下来问“你们觉得呢”时的表情、还有那些“不赶时间”的聊天。而这些,AI给不了孩子。
她重新设计了《荷花》这节课。变动不大,但方向变了:
课前,她布置了一个“和AI聊课文”的小任务——让孩子们回家向AI提问“关于《荷花》,你最想知道什么”,把AI的回答记下来,再写一句“我想补充的是……”。这一步,是把AI当成“对话伙伴”,而不是“标准答案机器”。
课堂上,她不再按部就班地“作者介绍—词语学习—段落分析—主旨总结”,而是从孩子们带来的“AI聊天记录”出发,把讨论起点交给他们真实的兴趣和疑问。有一个女孩说:“我问AI叶圣陶爷爷为什么要写荷花,AI说是‘借景抒情’。可是我觉得,他就是单纯觉得荷花很好看,想告诉别人,为什么要什么事情都要‘借’呢?”——这个来自AI“标准回答”与孩子真实感受之间的“冲突”,成了整节课讨论最有温度的地方。
林老师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:把等待时间从原来的不到3秒延长到8秒以上,而且每个孩子回答完之后,至少加一句追问——“你从哪里读出来的?”“如果不借用AI说的这个词,你自己会用什么词来说?”她发现,8秒钟的安静,对成年人来说很短,对一个正在组织语言的小学生来说,却是一段“我能自己想出来”的珍贵时间。
课后,她又做了一次课堂诊断。新报告显示:教师发言时长降到了46%,学生发言时长提升到了38%;发展性理答——追问、引导、鼓励孩子自己总结——的比例从不足8%提升到了26%。
关键词:优秀教学设计、磨课、教学提质
四、“准备好的课堂”是什么样子
调整之后,林老师最明显的感受是:课堂“变慢了”,但孩子们的思维“变活了”。
以前她把课文讲完的时候,孩子们反而不怎么提问——因为“老师都讲过了,没什么好问的”。现在她讲得少了、问得多了,小脑瓜里冒出来的问题反而更多了。一次课后,一个平时不怎么主动发言的小姑娘跑过来说:“林老师,我回家又问了AI一次,我说‘我觉得荷花就是很好看,不用借什么情’,AI改口了,说‘你说得也有道理’。原来AI也会被我‘说服’呀!”
林老师笑了。她在那天的教学日志里写道:“孩子们正在经历的事情,比‘学会一篇课文’重要得多——他们在经历‘我自己的想法,和AI说得不一样,但也可以成立’的认知体验。这种‘敢于不同’的能力,才是AI时代最宝贵的东西。”
这让她重新想起了怀进鹏部长在演讲中的那句话:“知识可以复制,但思考不能;答案可以生成,但创新品质不能。”AI可以在一秒内生成一篇关于《荷花》的完美解读,但它永远无法代替一个三年级孩子在课堂上经历一次“从觉得好看到想明白为什么好看”的真实思考。而教师的价值,就在于为这个“思考过程”留出空间、提供支架、给予真诚的回应。
林老师在教研笔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以前怕技术,是怕它比我做得好。现在明白了,技术把‘搬运知识’的活儿接过去,我才能腾出手来做那件只有人能做的事——陪着孩子一起好奇、一起追问、一起从‘我知道’走向‘我懂了’。”
关键词:大单元教学、项目式学习、教师专业发展
五、年级组的“共同成长”
林老师的尝试慢慢影响了身边的人。
年级组开始尝试“基于数智画像的课例研讨”——上课老师先分享自己的诊断报告,然后大家围绕具体数据聊课堂。“为什么这个环节的等待时间最短?”“理答类型的数据反映出我有没有真的在听孩子说话?”——这些问题比“这节课好不好”更能让人看到真实的改进空间。
一位从教二十多年的老教师一开始对系统数据有些抵触,觉得“我的课堂不是几个数字能说清的”。但看了自己连续几节课的诊断报告后,她主动找到林老师说:“数据不会骗人,我发现我跟全班说话的时候多,跟一个一个孩子说话的时候少。那些坐后排的孩子,一节课都没被点到。我以前真的没注意到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神里有一种“被敲了一下”的真诚。
学校还借助泛东AI数智教研员的“同课异构”功能,让三位老师用不同的设计上同一篇课文,再对比三份诊断报告,找到各自的亮点和可以调整的地方。“以前我们比教案,比谁的环节更完整、谁的PPT更好看。现在我们比数据——谁的发展性理答比例更高、谁的学生话语占比更大、谁的等待时间更长。这些数字比教案上的文字更接近课堂的真实。”
六、一间教室里的“准备”
怀进鹏部长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问:“教育是否已经做好准备?”
这个问题的答案,不在宏大的政策文件里,也不在炫目的技术方案中。它在每一间小学教室里——在老师面对诊断报告时那一瞬间的坦诚里,在课堂上被刻意延长的几秒等待里,在一个孩子说出“我觉得AI说得不对”时眼里的光里。
泛东AI数智教研员在这个“准备”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,不是给教师一个“标准答案”,而是提供一面足够清晰的镜子,让教师看见自己课堂上那些原本看不见的东西——看得见自己的“赶教案”惯性,看得见被轻轻放下的追问时机,看得见那些被忽略的孩子。
当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能对着数据诚实地问自己“我到底在赶什么”,然后慢下来、蹲下来、陪孩子一起看一朵荷花“活”起来的时候,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,便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命题,而是一间教室接一间教室里正在发生的、温暖的真实。

